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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蘭克人并不仰慕羅馬。961年，神圣羅馬帝國奧托一世派遣一個倫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。拜占庭說他沒資格代表“羅馬人”。主教則答說，在法蘭克說“羅馬人”這個詞是一種侮辱57。

法蘭克與羅馬分離的意愿，明確地體現在法蘭克的史書中。在羅馬帝國的黃金年代，羅馬編年史是“百川歸?！?，雖有不同王國與諸多族群的源流，但終匯入羅馬世界，“的計劃”在羅馬帝國實現。而在哥特與法蘭克的自行編史中，卻強調本族的獨立來源，把羅馬從歷史中剔除出去，蠻族對西部行省的“武力侵占”變成了“天然繼承”。這種“造史運動”在法蘭克《弗里德加編年史》中達到頂峰——“羅馬秩序”甚至從未存在過，“羅馬世界”從開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國的平行發(fā)展，而且終也沒有匯入羅馬帝國。羅馬人，只不過是諸多族群中的一個而已。完成這個轉變的工具，就是“種族性”（gens）這一概念58?！胺N族性”增強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認同，以此將日耳曼世界從曾經依附的羅馬秩序中解放出來。“族群分治”成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。

基層自治與基層政權，兩套文明邏輯。從羅馬的眼光看秦漢，會認為中央集權的弱點在于牽一發(fā)而動全身，地方性叛亂容易蔓延成全國性暴亂。相比羅馬歷發(fā)生的叛亂都是地方性的（除了巴考底起義），這是基層自治的好處。芬納就認為“威脅漢帝國生存的中國式農民起義，在羅馬卻從未發(fā)生過”77。

西方一些學者還用“文化符號”與“身份認同”來解讀中國歷史。將新疆、西藏、蒙古乃至東省劃分為“內陸亞洲”（inner Asia），熱衷于從北魏到遼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權中尋找來自于“內亞”的文化認同，并將其分為“滲透王朝”和“征服王朝”。他們根據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風俗儀軌來斷定這些王朝的內亞性。如高歡讓北魏在人抬舉的“黑氈”上繼位的“代北舊制”；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與行國、行殿風俗；如清朝盛行的薩滿跳神、“立桿大祭”之類的草原祭天儀式。這是沒有搞清“禮俗”與“政道”的區(qū)別。中華文明的核心不是禮儀、風俗、藝術和生活習慣，而在于用什么樣的基本制度來建構政治。來自北方族群的天子，不管是坐在黑氈上即位，還是在郊禮上即位；不管帶冠冕還是留辮子；不管信薩滿還是信佛道，只要實行儒法大一統(tǒng)而不是分治天下，只要運用郡縣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權制，只要視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，就是中國的天子。